直至今天,国学到底是什么,能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带来什么,这些需要学界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,却似乎已有了定论。但好消息是,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些问题了。


文|伍桥


国学热了几十年,但所谓「国学」,从来不是一个外延清晰的概念。


学者会将这个概念追溯到章太炎和民初的整理国故运动,试图给出一个定义。但显而易见的是,广大国学爱好者和从业者对此毫不在乎,毫不关心。


「国学」就是传统文化,准确地说,就是当代人心目中好的传统文化,这个宽泛定义或许是更准确的。


今天所谓「国学热」的源头,最早可追溯至 1980 年代。它与文革的结束密切相关,一开始,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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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 年,邓小平在「 818 讲话」中表明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立场。


「反封建」的提出与李维汉有关。该年 6 月 19 日,李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,透露了他与邓谈话的主要内容:

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,走向自己的反面?……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,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问题。


· 1981 年李维汉和邓小平在政协会议上 / 图源:炎黄春秋


坚冰解冻,八十年代的「文化热」随之兴起。


「文化热」的主流,是反思「文革」悲剧,批判传统,追求现代化。具有代表性的是「走向未来」和「文化:中国与世界」这两个群体。


《走向未来》丛书在 1980 年代的大学生中如雷贯耳,从 1983 年底到 1988 年,总共出了 74 本,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。



丛书编委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,从「新三论」(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)出发搞历史比较研究。其中影响颇大的金观涛提出,中国无法从传统走向现代,是因为「超稳定结构」的存在,儒学的垄断地位是这一结构的核心。


金观涛之外,另一代表人物是甘阳。


1986 年秋天,甘阳主持的「文化:中国与世界」编委会成立,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,如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、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、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等,在全国知识界暴得大名。


· 金观涛(左)和甘阳(右)


和同时代人一样,当时的甘阳对传统的态度十分不屑:


· 甘阳发表于《文化:中国与世界》第一辑中的《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》的结语


这种傲慢自有其底气。1980 年代是拥抱西方的年代。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人,以西方代表解放,以中国传统代表落后,一心希望迎接蓝色的海洋文明。


不过,就在传统文化看似走向衰微之时,历史展露了其微妙的逻辑。


1970 年代,随着外交形势的变化,革命外交告一段落。此前被大批特批的传统文化,转而成为面向西方和港台的统战利器。


铁幕后的文明古国,本就别具神秘色彩。加之六七十年代,西方嬉皮士文化大流行。中国的道家、儒家,同印度瑜伽、日本禅学等一样,受到年轻人热情追捧。许多来访外宾热衷于传统文化,甚至要去曲阜访问。


· 1975 年 12 月,美国总统福特携夫人首次访华,参观了天坛、长城、颐和园


传统文化迅速得到重新定位。1978 年 8 月,在李先念授意下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庞朴的《孔子思想的再评价》,正式恢复了孔子的名誉。


而七十年代的「批林批孔」、「儒法斗争」等政治运动,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—— 大批古籍的注释出版,成了一代无书可读的知识青年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

在这一背景下,「文化热」的另一股力量 —— 旨在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 —— 登场了。


创办者鲁军最初的想法「实际就是为了赚钱。议过炒老玉米豆,还想养蝎子,我还专门找过生物系的教授请教……这些道都走不通,就想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讲习班。」


1984 年 12 月,中国文化书院成立。鲁军召集的阵容十分豪华,包括梁漱溟、冯友兰、张岱年、季羡林、汤一介和杜维明、陈鼓应等海内外知名学者。


· 《北京周报》1988 年第 31 卷第 20 期,以梁漱溟、冯友兰、张岱年、季羡林、金克木、汤一介照片为封面,介绍中国文化书院


其实在当日,今人眼中的大师们实际处境远没有多好。梁漱溟在顶撞领袖的事件后,几乎断绝社会联系。而冯友兰、汤一介则因卷入「梁效」写作组、为四人帮当顾问,在改开之初受到严格审查和排挤。


1985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24 日,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一期「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」。


陈鼓应在讲座开头说:「这样的大型研究班能办成非常不容易。这在台湾是不能想象的。那里 30 人以上的集会就必须报警方。研究班说明:大陆确实开明。」


· 第一期讲习班名家云集


在禁忌、新奇与对知识的渴求中,这个阵容带来了强大的号召力。


沉默三十年之后,92 岁高龄的梁漱溟重返讲坛。在演讲中,梁漱溟表示,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,「礼让为国」的中国传统将取代「个人本位,自我中心」的西方文明。


· 1985 年 3 月,梁漱溟在演讲现场


然而,梁漱溟的演讲在当时应者寥寥,倒是海外新儒家杜维明对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关注。


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四小龙的崛起,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束缚,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动力。杜维明当时引入中国大陆的几个议题都与此有关:工业东亚、儒家资本主义、新加坡的挑战。


外来的和尚确实好念经。1987 年,海外学者余英时的著作《士与中国文化》在大陆出版,颇为震撼地指出,中国传统文化未必就是实现现代价值的阻碍。


· 198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《士与中国文化》


书中关于「道统」与「政统」的论述,振作了知识人的勇气;而针对晚明儒学思想和商人精神的讨论,则让很多人意识到,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。


传统与现代化问题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「文化热」的始终。在这场盛况空前的古今中西之辩中,捍卫传统的力量在声势上远不及激进反传统的一派。


但这些声音却在历史中沉淀下来,直至迎来转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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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 年代,西化思潮在暴风后落寞。尽管在当时或许没有引起社会性的关注,但国学的复兴时刻确确实实到来了。


稳定局势、坚定信念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头等任务,他们坚持反自由化的同时,突出了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


1990 年,江在纪念「五四」运动的讲话中,一反常态地高调颂扬传统文化: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,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,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,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……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 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。


1992 年,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。1993 年 8 月 16 日,《人民日报》以一个整版篇幅作大型报道:《国学,在燕园又悄然兴起》。



盛世要修典。「续修四库全书」工程在 1994 年启动。这是继乾隆之后,又一次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清理与汇集。


与此相应的,是在知识分子中蔓延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。他们以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挥别了八十年代。


1992 年,李泽厚率先提出「告别革命」。1993 年,陈来在本土知识分子中,第一次将「五四」、「文革」及 1980 年代「文化热」视为一脉相承的三大运动,将其视为具有破坏性的激进反传统路线。


· 1992 年,李泽厚去国赴美,与刘再复为邻。1995 年,两人的谈话录整理成《告别革命》一书,在香港出版


颇受压抑的传统文化守护者逐渐受到重视,持西化立场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逐渐调转方向,开始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。


1992 年,81 岁的季羡林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反复引用的预言:《 21 世纪:东方文化的时代》。

就目前来看,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,但是从历史上来看,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二十世纪的世纪末,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,到了今天,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,看来是面临衰微了。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。


这样的论调并非季羡林的发明,台湾的钱穆和南怀瑾都有过相似的提法。而季羡林所说的东方文化,大概也包括他钻研一辈子的印度文化在内。但这确实是大陆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,并开始受到官方重视。



在年轻一代学者中,以甘阳为代表的「新左派」,以「分析马克思主义」、「批判法学」、「新进化论」等为理论,主张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,实践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。


1993 年,后来的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,认定儒家学说可以作为中国人权理论的基础,从《论语》的仁、恕、义、政四道开始构建新仁学思想,走上了「当代新儒家」的道路。


对于国内的儒学热、国学热,此前倡导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的余英时不无批评:

近百余年来,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,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。……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,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。……如果儒学不甘仅为「游魂」而仍想「借尸还魂」,那么何处去找这个「尸」?以「家」为「尸」吗?今天是小家庭制度,孝悌将如何安顿?更如何应付愈来愈显著的个人主义的趋势?


在国内,则有王小波对「国学热」的冷嘲热讽:

我在美国留学时,认得一位青年,叫做戴维。我看他人还不错,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,什么忠孝、仁义之类。他听了居然不感动,还说:「我们也爱国。我们也尊敬老年人。这有什么?我们都知道!」……礼义廉耻,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,但也没有儿奸母、子食父、满地拉屎。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,那边都有,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,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。


余英时和王小波的非议终于不敌历史的行程。在官方倡导和知识分子的转向之外,「国学热」的另一面缓缓展开。


1988 年 1 月,蒋经国病逝,李登辉继承大位,用其子同窗苏志诚为办公室主任。苏志诚是彼时台湾颇有名气的国学讲师南怀瑾的弟子,随之由南怀瑾在香港牵线,展开了两岸高层长达四年的秘密接触。


· 1991 年 2 月 17 日密谈当事人在港合影,左起为尹衍梁、苏志诚、中台办主任杨斯德、政协常委贾亦斌、南怀瑾、郑淑敏


在此过程中,南怀瑾建立起了在大陆的顶级关系网络,一大批政商界人物成为其忠实追随者,为大陆国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缘。南师的著作此后开始大规模在大陆出版。


随着季羡林所预言的「东方文化的时代」的到来,国学也在时代加持下,越来越多进入了大众视野,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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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当代国学热的展开,央视十台的百家讲坛功不可没。


2001 年,央视百家讲坛开播。在收视率徘徊不前、几近被淘汰的情况下,2004 年栏目重新定位,选题以传统文化、历史故事为主,在两年后成为央视最热门的节目之一。


百家讲坛表现出的公众对传统文史的热情,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现象。其主讲人阎崇年、易中天、王立群、于丹等人,纷纷从此成名,乃至跻身「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」。


· 从左至右:易中天、阎崇年、于丹、王立群


不过值得指出的是,虽然讲授主题是传统文史,但主讲人立场各异,并不都是传统文化的支持者。


鲍鹏山曾猛批《商君书》中毁商弱民的治国之术,易中天则写过科普读物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》。阎崇年更是因吹捧清朝,在签售会上遭到愤怒「皇汉」的掌掴。


但这些思想理路的细分,广大民众并不关心。与百家讲坛同时出现的,是余秋雨的赞颂传统的文化美文、曾国藩胡雪岩的处世之道、三国水浒老庄易经中的经营智慧等等。


从普通工人到新富阶层,在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国际化势头下感到焦虑迷茫的社会各界,纷纷到国学中寻求抚平焦虑的答案。


2005 年 11 月,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「乾元国学教室」,学员都是商界成功人士。学期一年,课目是《四书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。有的老板甚至坐飞机来上课。在此之下,面向学童的读经班、国学课乃至女德班,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。



国学既盛,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师。


2006 年 5 月,「十大国学大师」评选在网络上开展,按照评选超级女声的方式来海选大师。


最后,王国维获得 68890 张投票成为本次评选的「国学第一人」。而主张「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」的鲁迅、以教育思想闻名的蔡元培也赫然在列。


随着张岱年、启功、张中行、季羡林等一代老人的辞世,「国学大师」的帽子漫天飞舞,成为一种单调的谥号。这些被封为「大师」的学者,往往是以文学、书法,乃至资历与年纪,为公众所知。



就在民间野蛮生长的同时,国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官方话语。


最先大规模吸纳国学的是教育界。2005 年,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。此后,国学院开始在中国大学遍地开花。


2005 年,甘阳适时提出「通三统」之说。这个概念套用儒家经学术语,认为必须将孔夫子的传统、毛泽东的传统与邓小平的传统融会贯通。随后,甘阳开始推动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博雅教育,希望以此促成「通三统」的中国文明主体意识。


2007 年,北京开始试点第一本国学教材《〈弟子规〉新解》,供三年级使用,据称「对原文没有删节」,「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」。被台湾读经班传入大陆的《弟子规》,开始逐步走进小学教育。



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,一座高 9.5 米的孔子塑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落成,不久又被撤走。这被解读为释放某种信号,引发广泛的兴趣。



人们的猜测是对的。例如,尽管女德班不断受到舆论抨击,但宣扬「传承家风家训,弘扬传统美德」已然成了各地妇联的重要工作。


知识界迅速反应。国学不再只是九十年代那样一个虚化的、同激进主义对立的传统,转而大规模正式进军理论建构。「贤能政治」、「天下秩序」等学术概念纷纷出圈,以对抗西方政治学、西方国际秩序的姿态进入主流话语。


新形势下,曾经引领风气的海外新儒家已被远远甩在身后。


2015 年,曾亦、干春松、白彤东、唐文明等大陆儒学研究者在论战中提出,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,不切大陆现实,儒学复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代际更替。


· 曾亦 / 图源见水印


不过,尽管有官方背书的加持,新儒家的社会主张同样在现实中困难重重。就在一年前,一份新儒家学者会议发言稿流出,引发舆论震惊:

现代《婚姻法》为此作了诸多的规定……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妻子,提升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。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「家无二主」这种自然的道理,非常不利于家庭的稳定,消极后果极为明显。

—— 曾亦,同济大学哲学系

女人未必不能接受尊卑观念……譬如,古人讲天尊地卑,这里有什么贬义呢?我认为,古人讲男尊女卑,恰恰使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有了更多的保证和更高的尊严。然而,现在人讲男女平等,后果是什么呢?

—— 郝兆宽,复旦大学哲学学院

我们看古代那些尊贵的女性,才不会用爱情这种小情小志来满足自己,而是有一种更高的德行追求……正所谓母以子贵、夫贵妻荣。这才是高贵的女性典范,值得现代女子好好学习。

—— 齐义虎,西南科技大学


正如余英时所说,儒家在现代社会早已没有立足点。一切「借尸还魂」的努力,都在现代价值观下显得滑稽可笑。


被寄托了美好想象的老一辈逝去后,八十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宣扬者,要么因语言晦涩而不为公众所知,要么沦为笑柄。


以国学修养自傲的何新,自称「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、钱穆,他们的东西都加在一起也比不过我」,考证出希腊文明只是西方人的虚构,古希腊的哲学之源在中国。


「当代新儒家」杜钢建,则论证出炎帝有宪法思想,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。如古罗马的鲁佩齐人、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,德意志民族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,英语来自古汉语,英国人来自湘西等。



直至今天,国学到底是什么,能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带来什么,这些需要学界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,却似乎已有了定论。但好消息是,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些问题了。


国学已经深深融入主流消费文化,从幼教、影视、服装、音乐、游戏……无所不包。一个反对读经班、女德班的人,很可能同时是汉服和东方风美学产品的消费者。


不管你对国学理解如何、认同如何,国学已经融入了新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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