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文字历史记载的相地,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多世纪的商代殷人的甲骨占。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建筑的卜辞,如作邑、作謇、作宗庙、作宫室、作墉、作窟等。作邑就是筑城,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作邑的记载。修建城邑乃国家大事,故必须反复卜问择地动工。周人也曾多次迁都和营建新邑,见于史籍的有公刘迁豳、古公迁岐山、成王营洛邑三次。与殷人之俗相同,周人建洛邑之前,亦反复卜问而后定。

      在有关相地营邑的早期文献记载中,卜地过程虽然流露出古人对鬼神上帝的畏惧和顺从,但在实际选择时,却往往偏重于地理资源的勘察,并非完全以占卜吉凶而定。相地的取舍更是以方便生计的功利性作为准则的,卜是虚,利是实。这种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相地可以看作风水发展的前期积累阶段。

      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古代天文学、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在社会学方面,哲学思想特别活跃,学术气氛浓厚,阴阳、八卦、五行、元气诸学说方兴未艾,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同时,战国七雄争霸,封建割据,竞相筑城,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。这个时期出现的【考工记】、【管子】、【周礼】等著作,总结了城市建筑的经验,制订和提出了建国(都城)与营国制度,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,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。

       至汉代,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“月令图式”世界观形成。阐释事物发展变化的阴阳、五行、八卦,表明时间和空间方位四方、四时、天干、地支、律令,以及作代数运算的数字等因素围绕阴阳五行的原理相互联系,构成了一个宇宙万物时空合一的框架,普遍的指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。阴阳五行的滥觞使汉代玄学盛行,汉儒董仲舒大肆宣扬“天人感应”、“人符天数”等学说,致使各种谶纬迷信如龟占、筮占、星占、相术、求仙等现象盛行一时,这使风水学理论趋于成熟,同时也变得玄奥神秘起来。同时,汉代风水学已和“黄道”发生了密切关系,从而与时间方面的吉凶观念成为一体,并发明了式盘,史称“汉式”。东汉光武帝刘秀好其术,遂使京内学者提而倡之,其风日甚,在社会生活与思想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       汉代出现了一批有关堪舆术的专著,如【堪舆金匮】、【宫宅地形】、【周公卜宅经】等,除【神农教田相土耕种】可能有一些农业生产经验外,推测都是术数书。【汉书·艺文志】著录的【堪舆金匮】有14卷,【宫宅地形】有20卷。【堪舆金匮】可能主要是讲与【图宅术】相似的相宅内容,而【宫宅地形】则可能是关于宅邑相地的著述。两者可能是后世风水“理法”与“形法”理论分野的最早论著。据此,认为风水学成熟于汉代,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谬误。

      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,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合状态。南北朝的玄学兴盛与山水美学的发展,把风水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。魏时的管辂所著【管氏地理指蒙】、晋人郭璞的【葬经】、南北朝的王征所著【黄帝宅经】等,均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。唐代著名风水学家杨筠松所著【青囊奥旨】,自成一家之言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被后世风水家尊称为“杨公”,民间则俗呼之“杨救贫”。

      唐代,由于佛教的广泛流布,印度佛教中的吉凶占验观念、因果报应观念深入人心,与风水学中的图谶庇荫思想融合一体。在此浪潮的冲击下,汉代那套“五音相宅”法已逐渐式微了。但此时的天文学家一行仍著有与堪舆术有关的【六壬类集】、【六壬立成大全】等著作。由于唐朝统治者对道教的长生成仙之道顶礼膜拜,道教中的符箓斋蘸等内容以及相关的鬼神观念、神仙方术等均为堪舆家所吸收,致使风水学迷信成分进一步加强。

      宋元明清时期,宋明理学、心学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流。周敦颐【太极图说】所阐释的太极和阴阳八卦图式北风水学理论吸收发挥,指南针罗盘页已广泛应用,风水学的理气内容更加繁复与充实,因此这个时期的风水之说极为风靡。在宋代编纂的【册府元龟】,已把相宅相墓之事与地理学一起来研究。

     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按风水之说选葬,可以发家致富,把它看成是如同经营生意投资一般。因此专为人看风水的“葬师”、“阴阳先生”成为一种职业。为维护职业的生意,葬师们分立门户,各有师承,学理互不相通,甚至互相捧斥。宋后国内战乱迭起,使金元时期迷信风水之风更甚,如山西地区曾屡次增订刻印堪舆书【地理新书】就可说明这一点。

      明清时期,山川形势仍然受到风水学的重视。明清王室建立了庞大的陵区,使风水地理的运用几达巅峰。此时常有以“地理”命名的堪舆书,如萧克的【地理正宗】、徐善继的【地理人子须知】、蒋平阶补传的【地理辩证】、叶九升的【地理大成】等。另外,关于风水的重要著述还有缪希雍的【葬经翼】、刘基的【堪舆漫兴】等,均对风水地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。

      在阳宅(住宅)方面,受宋明理学、心学的影响,明代以后各流派之间大多摒弃固守门户之见,而直接采用八卦方位以及阴阳五行生克的原理,定出了堪舆九星及其吉凶,以及一系列吉凶名称代词,形成了以四吉四凶确定房、门、床、灶方位的方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。其时又陆续出版了吴燕的【阳宅撮要】及【八宅明镜】、【金光斗临经】、【阳宅三要】、【阳宅十书】、【沈氏玄空学】等书,使阳宅风水学广泛流传开来。【清史稿】等著录风水书达二百二十卷之多,可见当时风水学流程之甚。

      明清皇家不仅请风水大师四处觅“风水宝地”,而且官方编纂的【永乐大典】、【四库全书】、【古今图书集成】等大型类书均收录了若干风水内容,是风水理论趋向“公开化”、“正规化”、“合理化”。上行下效,遂使明清民间风水书籍刊印层出,讲究风水之风愈演愈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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